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建立起一种方法论的意识。这不光是这对艺术家而言,要有创作的方法论,对批评和理论以及策划,也都需要一种方法论。或许,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体系,但是至少我们还没有清理出,阐释清楚。但我是从悲观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就象我看到我们生产了那么多的物美价廉的汽车,却没有我们自己的国际品牌一样。有人会问,为什么非得要品牌呢?这不是很好吗,把人家的拿来即用,用了就卖,卖了就致富,很符合中国国情。但是我不相信,中国目前的这种反原创性的实用主义实践能把中国塑造为超级强国。在我看来,品牌其实不是一种物质标签,它是某种精神理想的象征和趣味品质的标志。它是一种超物质的东西,是一种“物质乌托邦”。在我们的国民精神中,我们需要这种东西。最近在建筑界, 有人抱怨 “中国成了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但却看不到原因是自己没有能力,因为自己没有体系和方法论去挑战和填补这些“试验”。 建筑现在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最大显学,它反映了中国的各种现实和问题,同样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美术中的不少问题。
或许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在自己的现代艺术的方法论和体系上有突出的建树,是与我们对现代性的价值思考有关。在任何时期,中国的本土文化的建设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过现代性的讨论。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现代性(modernity),现代主义(modernism)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之间的不同。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和人文价值哲学性思考。而这一领域的研究理论在今日仍然长盛不衰。特别是在全球文化日益成为主流的今日,从理论上探讨不同文化领域的现代逻辑性和特点在当今尤显重要。由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似乎在价值上是对立的范畴(modernity vs. postmodenrity),同时又是前后衔接的时代范畴,目前有学者提出应当用当代性(contemporaneity)去代替现代性。因为,在当前的国际全球化的情境下,文化的时代性已经让位于文化地域性,全球化经济的整合已经使以往的历史的线性逻辑向立体结构的多元共生性发展。尽管这一描述这不无道理,但是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那里,现代性仍然是首先面对的问题。现代主义(modernism)则是指某种具体化风格化了的现代性,比如各种现代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在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不存在可比的现代主义。所以,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种伪问题。虽然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话语空间,但不是在文化本质和语言层面的,只是实用主义和风格层面的。所以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实际上也是一个伪问题。现代化是50年代出现的概念,它与全球经济和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在那时的出现有关,但离文化和艺术问题比较远。
80年代我们有个口头语,那时大家都爱说,“短短的几年之内,我们把西方100年的艺术的发展走了一遍”。但是以后仔细一想,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们或者有意或者无意地,选取着西方某些流派的“方法论”,并忽视另一些。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受的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达达、超现实主义(1980年代),后来的安迪沃霍的波普(1990年代初)和杰夫昆斯(1990年代),当然其它的也对中国有影响,比如,后印象派、照相写实等,但是远不如前三者。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影响我们的“主义” 都是来自西方更多地关注政治和社会性的艺术家和艺术观念。而偏于哲学、美学的立体主义、至上主义、构成主义、极少主义、观念主义等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我们总是从影响我们的艺术现象那里去理解西方现当代艺术。 然而,我们是从哪个角度去理解西方现当代艺术是一回事,而实际上西方现当代艺术究竟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又比如,二十世纪初西方包豪斯纸上画的功能主义的方盒子建筑并没在西方任何城市成批地出现,但却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中国成为现代都市的模式。像成都这样一个古都,马路很宽、很长,最不方便的是,中间路上还要拦上一个铁的栅栏,人就像动物似的在两边走。我的亲身感受是把纽约和洛杉机的弊病合在一起了。纽约到处是摩天楼,没有自然感。但纽约街道非常亲和,你可以很方便地去街对面买报纸。在洛杉机,你一钻进汽车,就一两个小时出不来,这个城市的街道都是为汽车设计的,非常没人情味。但是到了成都我就感到是把这两种非人性的东西结合起来了,既要摩天楼,又要“现代公路”而全不顾人的不方便。所以它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头脑当中对现代(或后现代),现代化有一种自己想像出来的模式,实际上我们在寻找的现代都市模式的“参照系”在欧美的城市中并不存在,我们对什么是现代,现代性,现代化这些问题的想象与理解决定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模式”。所以,在中国,西方意义的“现代”与“后现代”可能是错位的。尽管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讲,我们承认这种错位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必须继续询问是否会有一种更合理的和更理想的“合理性”出现,如果我们的参照和选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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